王蒙的长篇小说《猴儿与少年》（花城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）沿袭了他一以贯之的灿烂诗心与昂扬蓬勃的如火激情，以追忆的方式，叙写了鲐背老人、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“摊上事儿”后，下放到农村的一段“热气腾腾”的往事。在这段往事中，猴儿“大学士三少爷”与“核桃少年”侯长友举足轻重，特别是“猴儿三少”，王蒙称其是自己作品中的“最爱”。
《猴儿与少年》中的“猴儿大学士三少爷”是王蒙贡献给文坛的一个生动有趣的艺术形象，从生物学、生态学、生命学的意义上，王蒙写活了“猴儿性”。猴儿三少的伶俐机智、闪转腾挪，自由自在自如自安自闹自玩，不怕人、不服人、不讨好于人的独特“个性”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特别是对猴儿哥二叔耍猴儿、“三少爷照镜子”的描写，简直妙绝——左照右看，东抓西挠，前伸后缩，急躁狂乱，猴态百出。从耍猴儿的角度看，实在趣味盎然。
初读《猴儿与少年》，我对王蒙塑造的“猴儿大学士三少爷”是颇有点儿困惑的，继而数次读作品，稍有领悟。猴儿在小说中是否也是王蒙的历史哲学、文化哲学和心理学的意义载体呢？“猴儿照镜子”的细节，凸显了猴儿三少的象征意义。猴儿三少与施炳炎、王蒙互为镜像，互为“镜中我”，施炳炎身上的那种自尊、自恋、自怜是否也是猴儿三少镜中的那个“自我”呢？从人类发展的意义上看，“猴儿”正是人类的原初镜像。从猿到人，劳动起到了决定作用。这也是施炳炎并不反感体力劳动的缘故。他相信劳动创造人，劳动创造世界，这是他的信仰和初心。“施炳炎为自己的劳动史而骄傲，而充满获得感充实感幸福感成功感！劳动是他的神明，劳动是他的心爱，劳动是他的沉醉，劳动是他的诗章！”施炳炎作为王蒙的“镜中我”，他的追忆，他对历史的看法，自然会得到王蒙的赞许和积极回应。王蒙见证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新中国成立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的历史进程，欣逢其时，置身其中，在人生的晚年，回忆当年的盛况，应该是什么状况呢？用王蒙的话说就是：“我赶上了激情的年代，沉重的苦难、严肃的选择、奋勇的冲锋、凯歌的胜利，欢呼与曲折，艰难与探索，翻过来与掉过去，百年——也许是更长的时间——未有的历史变局，千年未有的社会与生产生活的发展变化，而我活着经历了、参与了这一切，我能冷漠吗？我能躺平吗？我能麻木不仁吗？我能不动心、不动情、不动声色，一式36.5℃吗？”从19岁时的“青春万岁”到87岁时的“万岁青春”，昭示着王蒙激情燃烧的诗人本质。
小说设置的“真假宝玉”即施炳炎与王蒙同时出现在小说中，不是没有用意的。施炳炎作为王蒙的镜像，他的经历和情感指向，乃至所思所想都可以说与王蒙极为相似甚至相同。从王蒙自传《半生多事》中可以认证，《猴儿与少年》的故事正是来源王蒙生命中的一段真实经历。不过我觉得，施炳炎与王蒙还是不完全一样的——王蒙≥施炳炎。王蒙作为施炳炎追述往事的倾听者，实际上也是叙述者、品鉴者、审视者、对话者。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，王蒙作为一个大体量的作家、饱学的学者，他与施炳炎的对话，自然有着思想的广度和认识的深度。因此，我不赞同简单地把《猴儿与少年》视为“《青春万岁》的回响”的说法。《猴儿与少年》不仅是激情的歌、青春的歌，而且是对历史、现实乃至未来的省思审视之作，在作品中作为哲人的王蒙的另一面——“冷峻理性的自我”时时闪现。
施炳炎的“七个我”——倒霉蛋、革命人、被责难者、自适应者、天真乐观者、时代见证者记录员、文学人，实则是王蒙对“自我”审视和对“自我审视”的审视。借用美国传播学家库利的镜像效应理论来看，王蒙手里拿的不是一面镜子，而是多面多维的镜子。在不同的镜子里映照出不同的“自我”“自我的自我”，以至无穷，王蒙将其命名为“长廊效应”。如何看待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段历史，这对王蒙来说，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龃龉和悖反是明显存在的，这在他的《活动变人形》、“季节系列”等小说中都有互文。如今在耄耋之年，王蒙回首往事，可以更加自信与从容地站在岁月的峰峦上观照历史，他试图以全景式的大历史观来审视过往。那些带着火热温度的激情岁月，令他迷恋、迷狂、晕眩，但同样也伴随着哀伤与沉重的代价，乃至荒唐。在《猴儿与少年》中，王蒙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大时代、大历史，他既关注到了历史大趋势、大走向，同时也关注到历史的褶皱和历史中个体的命运。他笔下的人物，有着传奇经历和跌宕命运，令人叹为观止，扼腕唏嘘。然而，大江东去，千古风流，往者已矣，壮心尤烈，真是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”！
可见，施炳炎与王蒙互为镜像的设置，增加了小说的混沌感、立体感和浊重度，也拓宽了小说的对话与互文的场域。王蒙不仅与施炳炎对话，也在与历史、现实乃至未来对话。时间飞速前行，不舍昼夜；一切都在飞跃，一切也在连续性中断，“生活飞跃，前所未有，千年变局，稳如泰山”。王蒙在《猴儿与少年》中既滔滔不绝又欲说还休，铸就了小说汪洋恣肆、一泻千里，同时又混沌醇厚、朦胧多义的语体风韵。（作者：郭宝亮，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